對一位教皇的血腥時代的描繪。亞歷山大六世是歷史上最臭名昭著，最惡毒最荒淫的教皇之一。他的兒子凱撒是個野心勃勃的極權主義者，極端殘忍冷酷，不擇手段，一心想用暴力統(tǒng)治意大利甚至周邊國家。　　幕后故事　　文藝復興是這樣一個時代，每個人的欲望都光芒萬丈，每個人的意志都擺在他自己的寶座上。人類成為宇宙的立法者，開始分不清偉大與邪惡的區(qū)別。城邦的榮耀、民族國家的偶像，一座座肉體的豐碑，使臺伯河畔那個古老的帝國夢，從墮落的羅馬教會中脫穎而出，像惡之花一樣盛開。　　關于文藝復興時期那些“壞得不能再壞”的教皇，電影史上很少有他們的傳記。只有1965年好萊塢的《痛苦與狂喜》，描寫尤利烏斯二世，這個有三個私生子的教皇，邀請米開朗基羅創(chuàng)作了不朽的巨幅穹頂畫《創(chuàng)世紀》和《最后審判》。新教改革前的羅馬，仿佛回到了二千年前諸神狂歡的世代。一面是荒淫、墮落和層出不窮的陰謀，一面是散發(fā)著肉體氣息的偉大藝術。教皇和紅衣主教們，幾乎人人都包養(yǎng)情婦，生養(yǎng)眾多。在整個十五世紀，沒有一個教皇不是通過買賣圣職賄選而來的。除了腐敗的軀殼和堂皇的圣殿，基督信仰在意大利已蕩然無存。一個文藝復興的世界對主教們的淫亂和邪惡，懷著一種寬厚的、甚至如釋重負的好感。而這一系列被稱為“最文藝復興”的教皇們，也無不是藝術的鑒賞者和最慷慨的贊助人。差不多一個世紀，主教們在兩個世界之間猶豫不決，到底是成為凱撒的繼承人，還是繼續(xù)做使徒彼得的繼承人？　　直到1492年，羅德里格·博爾吉亞當選為教皇。這是出自西班牙裔的博爾吉亞（波奇亞）家族的第二位教皇。他賄賂每一位紅衣主教的巨款，使這位羅馬城最富有的人也差點破產。他以“亞歷山大大帝”為名，稱為亞歷山大六世。他終其一生，扶持四個私生子建立了龐大的權勢。其中一個，紅衣主教凱撒·博爾吉亞，以他的野蠻、殘忍和征戰(zhàn)的天才，在28歲時就為他父親打下了半個意大利，將一個教皇國的夢想獻給他的家族。也成為意大利和羅馬尼亞最令人生畏的統(tǒng)治者。這一對父子的名字，“亞歷山大和凱撒”，仿佛一個咒語，預示著這個世界接下來一個幾百年的噩夢——“凱撒的物歸給凱撒，上帝的物也歸給凱撒”。從此國家主義的光榮與夢想，一直持續(xù)到兩次世界大戰(zhàn)及1989年，才算告一段落。　　從某個角度說，人類史上沒有比亞歷山大六世更邪惡的統(tǒng)治者。另一位比他好不到那里去的利奧十世，這樣評價他的前任，“我們被世上最野蠻的惡狼抓住了，我們或者逃跑，或者被他生吞活剝”。這位教皇妄稱上帝的名，以最圣潔的外貌施行最污穢的統(tǒng)治。去年以來，西班牙和好萊塢竟不約而同地，接連拍出兩部關于這個家族的傳記片。好萊塢的那部由柯林·法瑞爾主演，尚未公映。我看了西班牙的版本，生怕好萊塢也不會拍得更好了。看這部電影，你會更理解二十年后的新教改革，上帝在那個時代如何呼召他的門徒，扭轉了一個徹底敗壞的歐洲。你也會更加認同，馬丁·路德對著圣彼得大教堂的那個寶座所發(fā)出的詛咒，一點也不惡毒，而是對事實的描述——坐在那上面的，是撒旦在人間的代表。　　很遺憾的，是電影中沒有出現兩個應該出現的人，一個是畫家達芬奇，他是凱撒軍隊的總工程師，為愷撒設計了可裝載三百多士兵的攻城器械。一個是馬基雅維利，他長期駐在博爾吉亞的宮廷里，在《君主論》里，他將這位被無數歷史學家視為尼祿、卡里古拉一般的暴君的公爵，當作理想君主的典范。馬基雅維利期望這對父子能夠統(tǒng)一意大利，恢復亞歷山大后裔的輝煌。他稱這位不擇手段的公爵是“全意大利最勇敢最聰明的人”。　　一個教皇，一個公爵，如果再加一個藝術家和一個政治學者，一幅文藝復興時期的圖畫就更加完整了。失去了與文藝復興的聯系，這些“文藝復興教皇”的道德淪喪與政治權術，就被電影簡化了，成了我們熟悉的宮廷血腥與厚黑學，只不過從我們熟悉的皇宮，換成了我們不熟悉的教廷。…